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重头戏。这不仅因为美国城镇化率达到90%、韩国达到80%等现实差距，更因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在快速推进。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1%，进入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但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世界主要国家在城镇化中期发展阶段出现的诸如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经济不协调等城市病也开始在我国集中涌现。

近日，由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组委会等主办的“2016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第十一届循环经济论坛”在京举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迅速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城乡格局、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耗结构。随着环境保护受重视程度日益增加，循环经济发展作为当前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十三五”循环经济科技创新，要根据工业、农业、城镇不同领域的要求，寻找新思路，确定新方向。

供给侧改革为新型城镇化加足马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需求侧发力转变为依靠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更加注重解决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而推进新型城镇化能够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

据有关专家分析，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工市民化，将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尤其是住房需求，助力房地产“去库存”，进而促进化解钢铁、水泥等建材行业产能过剩，在盘活存量资源的基础上加速“去产能”；新型城镇化对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具有辐射带动作用，能够为就地脱贫、异地搬迁脱贫等精准扶贫机制插上翅膀、增添动力，从而促进“补短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使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有关数据显示，从2011年—2015年，我国城镇人口增长1.0173亿人，比欧洲一个规模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预计到2021年左右，城镇化比率将从50%升至60%。

而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绿色发展是必然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有关城镇化建设的相关表述中，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始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安全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

新型城镇化与低碳绿色循环发展正在成为相互促进的有机体，成为创造和拉动城市化驱动力的有益因素，积极促进经济增长潜力的凸显力量。

正如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慕海平所说，新型的城镇化不仅要有“人口的城镇化”，更应是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城镇化。

循环经济成城镇化发展核心战略

我国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必对城市的环境建设水平和综合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不仅体现在思维新、理念新、模式新，更重要的是模式和机制也要新。

据记者了解，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很多规划是急功近利主导的，贪大求快；很多城市还存在“卖祖宗田、吃子孙饭”的发展方式。这直接结果就是区域性生态系统的功能退化；区域水污染加剧；土地利用失调，导致区域生态功能严重萎缩；地下水超采加剧了城市灾难的发生和危害程度；城市及周边生态用地的减少，导致城市“热岛效应”等。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谢绍东指出，新型城镇化以及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只有避免人口的不断增长、占用土地的不断扩张，才能实现城市增长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而只有注意到这两个问题，才能谈得上新型城镇化与循环经济的融合。

那么该如何实现循环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用循环经济来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程会强对记者指出，循环经济是促进新型城镇化从“小循环”到“中循环”、“大循环”逐渐演变的过程，就是通过企业内部工艺流程改造—资源再生体系构建—园区共生体系构建—社会大循环的构成，是由小到大的涟漪效应，是逐渐扩大的过程。

“循环经济是通过产业集聚实现资源、土地的集约，以及人才、信息、装备、服务设施的集约发展，在集约的基础上实现优化组合，最终从生产型的循环经济到服务型的循环经济，对整个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起到根本性的促进作用。”程会强说。

而要将循环经济深深植入城市发展中，还需要一个日常的城市管理机制和自我的管理机制。谢绍栋认为，这些都是循环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谢绍栋举例说，城市的新陈代谢应该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不应将物质和能量输入到城市以后，又把它输出。在生态示范的城市，居民将固体废弃物统一投入地下收集系统，该系统将可回收的物质与有机废弃物及其他废弃物分开。回收物被出售给工厂，工厂用它们生产新产品，可燃烧的废弃物被燃烧用以发电与烧水，热水可用于住宅供暖；特殊的净化系统收集街道的雨水，绿色屋顶能净化从建筑中流出的水，生活污水与雨水分开并处理，这样就能够获得甲烷并用作能源，这样生物多样性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并具有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推进紧凑型社区；混合用地；创造一系列的居住机会和选择；保护开放空间、农田、自然之美与重要的环境地区；提供多种交通选择；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关城市规划与发展的决策需要公众支持及参与。”谢绍栋建议说。

创新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基石

当下，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等都已开展向智慧城市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废旧物品回收、空气质量监测、土壤修复等众多环保相关领域积极渗透、跨界融合，创新发展正在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绿色的生产力。循环经济不能总是停留在概念和提法上，要变成绿色循环生产力才有力量。”中国环境科学院原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中国绿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总监夏青对记者表示。

不难发现，一些城市针对可再生资源回收难、收集分散、利用水平低等问题，已开始推动行业龙头企业引入“互联网+”的理念，建立互联网平台和移动互联网APP,搭建科学高效的立体物流体系，并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开展信息采集、数据分析、流向监测等工作；有的城市开始推动互联网城市推动废物再生产品的在线交易，发布价格交易指数；也有的城市积极推进污水处理与废弃资源利用，科学规划城市产业布局，重新融入新的生产与消费，创造由资源循环利用所带来的新经济价值。

夏青指出，绿色生产力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我国有5亿吨高浓度有机废水，过去是花钱降解。既然是高浓度，有那么多有益的物质，为什么不利用呢？中国的一个草根发明家从高浓度有机废水中发现了能产生醇的复合微生物，如此产生的热值可达3000-5000大卡，可作为发电、供热燃料使用。”夏青介绍说。

同时，产品也需要创新。如果绿色生产力重点解决资源利用问题，那么产品则更体现质量、安全、健康、环保、舒适。据了解，宜家的家具使用的是蜂窝板技术，可以达到12年不变形，12年可以节约12万立方米的木材；现在可口可乐的包装瓶，10%都可以回收利用。

而在绿色时代，服务上也必须进行创新。据了解，2015年国务院对企业的绿色产品标准提出要求，全国的绿色产品认证都要使用统一的标识、统一的认证标准。企业需要通过自我声明来表达社会责任，政府不再监督企业，而是通过企业自我声明，由公众对企业的信用进行评估。诸如所有的植物洗涤液的植物原料，医学部门做的无菌、无毒的检测报告等全部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这种服务上的创新将非常有力地推动绿色循环生产力的发展。

“绿色循环生产力就是要连接生活、生产、生态的融合，最后形成绿色循环生产力，而这些都离不开持续不断的创新发展。”夏青最后说。